通过检索2002—2018年SCI、SSCI、CSCD和CSSCI收录的与科普相关的文献，选取72篇样本文献做多元化的分析。在对科普概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引入传播学“5W”模型，构建主体、客体、传播手段和途径、机制和模式、评估体系五要素研究框架，分析国内外关于科普的研究现状与趋势。期望通过系统全方面分析为实现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国家创新发展、科普工作和创新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科学技术进步和普及是构成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科普活动与科学技术进步存在较强的正向相关关系，公共科学技术传播除了传播科学知识本身，还对唤醒公民的科学使命起着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科普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格外的重视。2016年习在“科技三会”上指出，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两者应当是同等重要的地位。《“十三五”国家科普和创新文化建设规划》中精确指出，“十三五”是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对科普工作和创新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加高的要求。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科普工作长期存在着总体效率不高、责任不明确、创新不充足、实效不显著等问题，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阻碍了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的实施和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结构优化、速度变化的实现。因此，在现阶段及时梳理科普领域的相关研究，把握现状、寻找差距和不足，对于我国科普事业具有深远意义。
目前，已经有一些对于国内外科普研究或科学传播研究的综述文章，大多是基于科普或科学传播的概念、特点、理念、作用与意义、传播模式、传播途径和科技政策等，通过关键论文考察的方式从某一视角出发进行讨论。如刘兵对近年来有关科普的相关概念、模型和立场的一些重要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李大光按照不同时期科普研究的重点和特点对中国科普研究的发展历史进行了阶段的划分；李建坤梳理并对比分析了国内外科普投入产出及效率、科普效果的研究状况和进展；张义忠和任福君回顾了《科普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科普法制建设的状况，并分析了《科普法》对我国科普法制建设的影响。除了上述定性研究外，也有少量描述性统计的定量研究，从论文的发表机构、作者、高被引论文、关键词、研究热点等方面做计量分析，如陈发俊等人计量分析了《公众理解科学》1992—2005 年刊登的研究论文；周雁翎、王国燕和岳朦朦则分别统计了《科学传播》1994—2011 年和2008—2017 年发表论文的作者、机构、关键词以及研究主题和热点等，探究科学传播领域的国际研究现状及趋势。
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形成对国内外科普或科学传播研究的认知，但仍有几点有待补充完善。首先，现有的综述文章大多从科普或科学研究的某一方面入手，如概念界定、传播模式、评估方法等，对于科普全要素的综述性文章还较少。其次，从文献的来源看，现有定性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中很少对文献的来源做出要求和说明，且定量分析的综述性文章大多是以某权威期刊作为数据来源，无论是从文献来源的权威性还是全面性来看，都有一定的完善空间。此外，我们得知近几年少有对科普或科学传播研究进行回顾的文章，而当前我国科普事业蒸蒸日上，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及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比较和借鉴，是当前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需要。
因此，本文基于SCI/SSCI/CSCD/CSSCI 收录的与科普相关的文献，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的年份（2002年）为起始年份，在对科普概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引入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传播学“5W模式”，构建包含科普主体、科普传播手段和途径、科普机制和模式、科普客体、科普评估五要素的研究框架。梳理和分析2002—2018年国内外科普领域研究成果和动向，以期为新时代科学普及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科普的社会和法律责任，并对相关的组织管理和保障措施等做出规定，因而本文以2002—2018 年为时间段。为筛选更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献，本文利用Web of science 和CNKI（知网）对SSCI、SCI、CSSCI以及CSCD数据库进行检索。
回顾科普领域相关研究显而易见，在该领域，中国学者最常采用的术语从“科普”（SP）逐渐向“公众理解科学”（PUS）、“科学传播”（SC）演进，而国外学者更常使用的术语是“科学传播”（SC）、“公众理解科学”（PUS）、“公众参与科学”（PES）以及“公众科学”等。因此，我们采用的搜索方式如下。
②在知网的高级检索界面，采用期刊搜索与关键词检索相结合的方法，时间区间设为2002—2018年，检索条件为“科普”或“公众理解科学”或“科学传播”或“公众参与科学”或“公众科学”，在“来源类别”中分别选择 CSSCI 数据库和 CSCD 数据库进行检索，分别得到428个和88个检索结果。
在检索收集的文献中，通过人工筛选，去除报纸、通知、纪要、广告等内容，并剔除重复以及与科普概念和科普传播“五要素”相关性较低的文章。考虑到文章从科普概念、科普主体、科普传播手段和途径、科普机制和模式、科普客体、科普评估六方面展开，每部分包含国内和国外的研究成果，参考文献数量过多显得冗余，数量过少则不能对研究问题充分说明，预计平均每部分的参考文献数量在10～15篇，总参考文献数量为60～90篇。
因此，我们将得到的相关性较高的论文按研究内容做归类，在进一步对文献进行选取时，我们从影响因子、被引数量、下载次数、作者的影响力、文章的发表时间以及中英文文献数量的均衡等多方面进行衡量。如遇到研究内容或结论较为相近时，优先选择影响因子更高的、被引数量更多的等文章，以此类推。最终，我们选取了72篇样本文献进行综述。
其中选取的CSSCI的文献最多，为29篇；SSCI次之，为23篇；来源于SCI和CSCD的文献分别为11篇和9篇。从样本文献来看，科普事业不仅是社会经济领域关注的话题，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同样受到足够的重视。
从选取文献研究主题来看，围绕科普主客体以及传播手段展开的文献各占32.89%和28.95%；围绕科普的评估、概念和机制模式的文献分别有13篇、8篇和5篇。可见科普的主体和客体、传播手段和途径是目前学者主要研究的线 样本文献研究主题统计
本文引入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传播学“5W模式”，即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该模式常被用于研究复杂的传播学现象，而科普是传播学的一部分，也遵循该基本模式。将5W模式应用到科普过程中，则形成科普的五个基本要素，即科普的主体、科普传播手段和途径、科普机制和模式、科普的客体、科普评估五要素（见图1）。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传播途径的科普期刊、科普图书、科普展品等，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以替代科普内容，故将传播手段和途径与传播学中的“say what”对应。
科技传播与普及（简称“科普”）是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科研机构所关注的一个活跃的话题，有关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社会活动、大学课程以及科研活动明显地增加，但对于其概念的界定在学者与实践者中仍未达成共识。对于科普内涵的认识，在英国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科学素养、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参与。而对中国经历的阶段有不同的划分，一种是将科学传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科学传播是指对科学进展、科学事实以及科学知识的传播；第二阶段更高一层，是对科学技术有关的观念性东西的传播，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等。
另一种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科普观进行历史梳理，划分了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了不同的科普内涵：基于大众教育意识的科普观（1949—1978年）认为，科普就是科学知识的大众化；基于经济稳步的增长意识的科普观（1979—1994年）认为，科普就是传播和推广科学知识、实用技术，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基于全方面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意识的科普观（1995—2001年），将科普从“科学大众化”上升到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和哲学的层次，主要目标是提高全民族的科技和文化素质；基于和谐发展意识科普观（2002年至今），强调科普的最终目标应当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Dietz认为“科学传播”（SC）是制度化的科学传播，使政府关于公众了解和参与科学的政策制度化。刘翠霞指出，“公众理解科学”（PUS）作为理解现代科学与公众关系的重要范式，却在逻辑和实践方面都遭到了否证，经过研究之后发现，面对这种困境，有诸多学者提出了修复策略，如强调公众的重要性、与公众平等对话、提倡公众参与科技决策和项目研究等。她认为应当把这些策略统一纳入PUS中的“理解”范畴，借其重新理解“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
近年来的研究则更看重公众的参与和理解，Palmer和Schibec采用科学传播的四种分类来定位“公众参与科学”（PES）有关的概念：专业传播、缺失传播、协商传播和审议传播，认为缺失传播模式虽仍然盛行，但有证据说明，该模式正在朝着更审慎、参与性更强的方向发展。另外，只有深入明晰科技争议所处的社会语境，探究其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并相应地优化“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各种社会争议，并有效地实现PES的价值。而杨正认为，“公众科学”是“公众参与科学”的新阶段，与传统的“公众参与科学”不同，“公众科学”强调在科学知识生产的环节就引入公众，并且在知识的生产与分享的全过程中，科学家与公众双向获益、完全平等，这将科学传播实践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一般而言，科普的主体包括科学家、科普机构和相关学术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等。当前的研究尤为强调科学家或者科研工作者在科学传播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提倡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积极投身科普事业。刘霁堂指出，科学建制化和科学家的科普责任是密不可分的，科学建制化的程度决定了科学家的科普责任，而科学家科普责任的承担也有助于推动科学建制化的进程。王大鹏建议将科学传播工作纳入科研人员的考核体系。他认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有益补充，并提出了推动科学传播作为科研评价指标之一的措施。Simis等研究之后发现，科学传播的“知识缺失模型”模式的持续存在与科学家及其进行科学传播的方式有关，因此，建议在基于社会科学研究传播方法的基础上培训科学家。
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了科学家进行科学传播的影响因素和行为机理。薛姝和何光喜等分析了制约科技工作人员参与科普工作的主要障碍，研究得出参与渠道，经费、时间和精力限制以及缺乏科普能力和动力是重要的因素。Hu等通过对中国科学家的实地调查发现，同行参与的信息明显地增加了科学家的参与；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吸引更加多的参与者，而是明显提高了参与者的平均努力程度。Zhang对国内三个城市的科学家进行了21次深入采访，接受媒体采访的科学家们表示更热衷于在基层和私人活动中充当非正式的科学传播者，因为非正式渠道缺乏明确的机构认可，他们的公众可信度更高，沟通效果也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诸多学者提倡科学家热情参加科普活动，但也有学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朱效民认为人类的科普事业已显示出新的特点，并且逐渐呈现出自身的规律，因而科普主体的分化和职业化趋势已经在所难免，科普工作不应该由科研人员来负责。
除了科学家以外，相关科学传播机构、学术机构甚至一些非政府机构也往往承担了重要的角色。童庆安指出，以科协为主的各有关科普机构是推动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力量，应该充分激发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能力，有效扩大科学传播的覆盖面，推动科普服务的良性循环和自我发展。除此之外，科普工作离不开高端科研资源的有效利用，而大学拥有丰富的高端科研资源和人才资源。翟杰全和任福君在大学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学科普的动力因素、优势、途径和价值等有关问题。杨晓刚认为，高等学校在学科建设、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等方面都具有非常明显的资源优势，因此，高等学校应当承担科普的重大使命，进一步加大科普资源的开发与共享，逐步的提升自身科普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另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在科普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英国为例，对于科普工作，非政府机构不仅开展了许多具体实践工作，还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Yuri等对科学交流中学术文章引用进行了研究，概述了作者、审稿人、编辑、出版者、索引者和学术协会在引用过程中的参与，以保持科学传播的完整性。
2016年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在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致辞中指出，互联网成为科学普及主阵地和主平台的步伐正在加速，传统的科学家向公众单向传播知识的模式已经日渐转变为以受众为中心的多元化、多渠道的传播方式。此外，公民科学素质也决定了科普工作的有效性。在科学传播实践中，科普的对象，亦即科普客体，是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Van der Auweraert和Van Woerkum通过深度访谈发现，许多研究人员都是站在现代范式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互动很少得到重视。
但也有学者看到了新的趋势和转变，Kurath和Gisler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的科学交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原子、基因、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NST）的三个技术争议将交流方式从单向的信息、参与和对话转变为公众更早、更民主地参与。从科学与社会互动日益增加的角度来看，科技公众不再是信息的接受者，而是传播过程的参与者，他们对新创造的产生做出了贡献。因此，科学家要积极寻求对话协商的科普过程，并与公众合作，一同推动科技与社会的进步。
要让公众理解科学，同时也需要科学理解公众，听取公众的真实需要和关切是科学传播的先决条件。因此，在提倡受众参与科学传播的同时，不少学者强调了对受众的了解，识别不同受众个体的差异和需求。Pan等通过一系列分析视频的流行度分布和优酷的受众特点，发现女性对教育、心理和哲学方面的话题更感兴趣，而男性更喜欢科技、天文学、生物学、海洋学方面的话题。Mayhew和Hall主要研究了科学传播中的青少年受众，强调有效的科学交流需要个人层面的参与，不仅如此，还要明白他们的文化水平、社会背景，并且要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建立联系。
黄文玲和李锐锋进一步分析了大学生科学态度培养的缺失和空白，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加强大学生科学态度培养的途径包括提升其哲学素养、倡导科技精神以及完善相关的培养机制等。Bruine和Bostrom介绍了怎么样去使用心理模型研究目标受众，即怎么样做访谈来了解人们的心理模型的特征，识别他们知识中的空白和误解。王大鹏和李颖认为在不同的阶段，科普受众也有不一样的特征和诉求。他梳理了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与科学传播三个阶段不同的受众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传播手段和策略。闫伟娜认为在全媒体时代，科普期刊用户运营应融合数据化思维、杠杆化思维和生态化思维，可以将用户细分为核心用户、典型用户、活跃用户和普通用户，进而有明确的目的性地按照每个用户特点进行分类运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用户价值。
Schafer等认为，可根据受众对科学的不同看法将他们划分成不同的人群。科学爱好者：对科学有强烈的兴趣和广泛的知识积累，并对知识的潜力有明显的信心，能有效地使用各种资源；极感兴趣者：对科学有强烈的兴趣，但对科学的信任较少，能使用相类似的资源；被动支持者：兴趣、信任和知识水平适中，使用的资源较少；不感兴趣者：对科学的了解不多，并且主要是通过电视接触到的。
科技传播的手段和途径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问题。当前，科普工作变得愈加复杂，信息传播的工具和方式慢慢的变多样化，这就需要科普工作与时俱进地采取创新的方法和形式。一些学者从传统的科普手段入手，提出了改进建议和一些思考。Brossard通过案例研究得出，期刊和大众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都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它们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是相互作用的。俞敏讨论了科普期刊转型的发展趋势，认为科普期刊应该在坚持“内容为王”的基础上，与新媒体平台相结合，借助知识付费的机遇将内容产品化，扩展增值服务，提升科普期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的效果与利益。对于传统出版物的衍生品——数字出版物，也有学者专门进行了研究。
向鹏认为考虑到受众对于数字出版物的阅读偏好和学习模式与传统出版物不一样，科普数字出版产品在生产和传播策略上也应有别于传统出版物，具体体现：在产品生产上，内容更看重“小而精”和“专业化”；在技术运用上，注重视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动态交互技术等全方位的应用；在产品传播上，灵活采用关系传播、体验传播以及品牌传播。另外，一些传统的科技传播方式，如广告、新闻传播等，虽然目前在科技传播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因其在本质上表现出对环境变化的强烈适应，应当把这些边缘力量提到中心地位。
科幻作品是科学传播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有不少学者对有科学传播功能的科幻电影进行了研究。Kirby探讨了科学家协助下的科幻电影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和对公众科学理解的影响，证明了科学界对虚构中的“科学准确性”的关注是有缺陷的，认为虚构电影通过一种感知现实的框架，将“准确”和“不准确”的科学自然化。Reid聚焦于英国科幻电影的一个案例，探讨了电影在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方面的潜力。研究根据结果得出，尽管评论家们认为科幻体裁将事实和虚构结合起来会导致观众产生误解，但它也有一定的可能增进人们对科学的理解。
Knipfer等将科学展览概念化为知识建设的动态信息空间，指出了其包括的三个知识传播途径。他们主要研究了第二种途径（访问者之间的知识交流），提出了协作学习机制以及在科学展览中解决这些机制的典型先进媒体的应用。将科普与旅游相结合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刘霁堂提出旅游科普有助于扩大科普客体范围，改善科普投资结构，可以更有效地开发利用科普资源以及激活科普运作机制，是中国科普事业发展的方向之一。
还有学者探讨了与学校合作的科普途径，研究涉及中小学和高校。Patel等指出，与中小学合作是科学家进行科学传播经常选择的策略之一，通过有组织地参与以及与教师的合作，学校的科学传播将更加有效。柳菊兴提出，大学教育应由科学普及工作作为补充，应采取对应的措施补充在校大学生的科普教育。
传统的科普手段正在寻找出口，而信息化的潮流也催生出诸多新型科普方式。Luzon分析了博客作者在科学领域中交流的策略，包括根据读者的知识和需求调整信息，利用非正式的和对话式的语言来创造亲密感和接近感等。Jia等探讨了社会化媒体在中国科学传播中的作用，以及科学家对社会化媒体的选择性使用。他们发现，社会化媒体使中国科学家可避开过度依赖传统媒体，开展更多跨学科合作，在此过程中，科学家通过战略性地选不一样的社会化媒体平台，能加强可控性。
Lopez-Goni和Sanchez-Angulo回顾了Twitter在科学领域的使用，提出将社会网络整合到教师和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打造他们的个人品牌，提高他们的技能和知名度，与社会分享和交流科学知识，甚至作为教学和学习的工具。Pavlov等在Instagram、Twitter和Facebook上分享了一个成功的北极科学交流计划（@oceanseaicenpi）的经验。@oceanseaicenpi是由研究人员管理的最成功的地球科学Instagram账号之一，它已经吸引了7000多名粉丝。他们提出，通过社会化媒体进行相对有效的科学传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参与的研究人员成为更好的作家和传播者。
崔银河和刘萍指出了科普网站在科学传播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并深入研究了中国科普网站当前存在的问题，对科普网站运营经费以及科学传播的资源、质量、队伍等提出对应解决对策。Sugimoto和Thelwall的研究根据结果得出，TED演讲主要影响的是公共领域，而非学术领域。而与非学术界人士相比，学术界人士提供的科技视频更受欢迎，这表明，在新媒体环境下，学术界在科学传播中并非处于劣势。
Mar等提出了一种传统期刊的替代媒介——白板视频，并描述了制作科学白板视频的过程以及其中的好处和挑战。让科学家通过白板视频，以一种引人入胜、易于理解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他们的科研成果。Welbourne和Grant对来自YouTube39个频道的390个视频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尽管专业生成的内容在数量上更胜一筹，但用户生成的内容明显更受欢迎。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诸多学者专门对于科普信息化的研究。在科学网络化的时代，研究人员逐渐注重使用在线协作工具，以更快地共享成果和工作进展，因此，科学交流的信息化慢慢的变重要。各级科普组织应该运用“互联网+”思维，通过优化与完善科普的内容、创作模式、经营销售的策略以及绩效评估体系等方面来提高科普效率。然而，信息传播技术（ICTs）虽然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科普的形式和空间，但是新形势下的科普服务不仅要运用新的技术，以及创造新的科普服务形态，还要通过科普服务提供信息化相关的知识、技术和平台方面的支撑。可见，科普信息化不仅是信息技术应用，更是科普在服务理念、内容形式、体制机制等方面全方位的革命，融合渗透在科普工作的方方面面，归根结底，科普信息化就是科普人的信息化。
除了手段和途径之外，部分研究者对科普的机制和模式进行了探索，力求从更系统的角度总结和提炼出指导科普实践的思路和形式。Barroga分析了科技传播中同行评议的机制和缺陷，重点分析了同行评议中的理性舞弊及其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Gasparyan等提出了对审稿人的创造性贡献进行奖励，并且在Publons等学术网络站点平台上发布评论，能增加整个同行评议系统的透明度。
刘朝和乔石等认为有必要在重大科学技术热点事件的治理中引入科学普及机制，从而有助于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的同时，提升公众对于科技的认知水平。任福君和翟杰全围绕政府—大学—大学评价三个层面，对中国的大学如何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开展科普工作提出了宏观思路。然而，危怀安和蒋栩认为，科普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高校在科普资源的谋划布局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应以共建共享为原则，构建政府—企业—高校协作的科普资源生态圈。
建立科学的科普评估体系是提升科普工作质量的重要手段。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是衡量科普效果的重要指标，因而对于公民科学素质的评估是科普评估体系必不可少的一环。汤书昆、王孝炯和陈亮对于完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评估体系提出了若干实践性建议。王芳官和王淼针对公众科学素养建设工作评价体系构建了DMS“动态模块系统”，并针对3个模块分别给其相应的评价结构、评价方法及评价指标体系。许佳军和马宗文等基于《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征求意见稿）制定调查问卷，经测评和研究后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系，计算结果基本符合中国公民的客观实际。
另外，科普评价体系还包括科普活动评估、科普媒介评估以及科普能力评估等。TorrasMelenchon评估了参与加泰罗尼亚的科学传播活动“知识博览会”对中学生科技态度的影响，研究结果为，学生在参与活动后对科技的态度变得更积极，且男女学生之间的差异不大。齐培潇和郑念等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需求角度和投资角度，构建了包含“吸引”要素的科普活动效果评估模型。
刘清海和吴秋玲建议将综合评估和单项评估相结合来构建新的科普期刊的评价体系，从期刊本身的质量和其延伸方面的质量着手做综合评价，以此解决目前评价体系中存在的问题。Sublet对NIOSH创建的科学博客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确定了该博客作为双向对话的渠道以及其作为信息资源的有效性。何丽从企业科普创新的角度，构建了包括企业科普创新投入、科普创新管理、科普创新产出、市场营销、技术创新、科普活动6个方面的企业科普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共包含16项指标。
Kulgemeyer和Schecker开发了一种科学传播能力的定性评估方法，并用实验结果证明了所使用的指数足以用于评估目的。佟贺丰和刘润生等以国家科普统计指标体系为基础，建立了地区科普力度评价指标体系，力求体现全国各地区的科普投入和产出状况。郑保章和李良玉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和投影寻踪模型对中国省域科技传播能力进行了综合测度，并进一步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能力的影响因素。Spicer逐步介绍了科学交流的评估过程，并使用具体的例子加以说明。
本文对2002—2018年国内外关于科普领域的SSCI、SCI、CSCD、CSSCI收录的文献进行筛选和分析，从科普的概念界定、主体与客体、传播手段和途径、机制和模式以及评估体系等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科普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分析根据结果得出，目前国内外关于科普的研究已经在多重维度和层面广泛展开，并且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和提升。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现有的研究还不能满足社会和公众对科普事业发展的强烈需求。关于科普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
国内学者更倾向于采用“科普”“科学传播与普及”等术语，而国外学者一般都会采用“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公众参与科学”等术语，从术语选择的角度可见国外相关研究领域更早地关注公众本身，并且强调他们的互动和参与。在对相关的定义进行探讨后，我们得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科普研究都越来越关注受众，未来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为科普催生出更多新的内涵。
同时也能够准确的看出，由于传统的科普活动重在展示基本科学知识，不能充分满足公众了解科学发展、探索科学方法、理解科学精神的高层次和高阶段需求，学术界对于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的研究正在慢慢地增加。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不仅使公众能轻松的获得一流的科技资讯，了解当前科研热点，保证了传播内容的科学性，还能使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引导公众参与科学、激发对科学的热情。与此同时，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仍面临很多阻碍，如科研项目对于成果科普化无明确要求，科研人员面临研究工作的压力大、科研机构对科普工作缺乏重视等，这样一些问题有待相关学者提出宝贵的解决建议。
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角色已然不那么被动，相反，他们有很大的可能性转化为科学的传播者。未来的科学传播中主客体的界限将会慢慢的模糊，必然会催生出更多的研究。此外，随技术更新周期的缩短，信息、资源等流动速度加快，受众的特征和需求等也将发生快速的转变，这将对科普工作的精准度、灵敏度和柔性化程度带来更大的挑战。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从目前来看，农民、低文化程度和老年群体的素质提升似乎是科普研究的薄弱环节。科普工作有待以城区为基地，深入农村、偏远地区，促使科普工作覆盖各个区域。另外，对于青少年、城镇劳动者、社区居民的科学素质提升，以及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创新管理能力的提升等仍是科普的重点工作。
例如，考察科学家如何明智的选择不同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以及使用多种社会化媒体平台与公众参与科学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而在科普研究领域，还少有将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科学传播的研究。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目前我国在5G商用层面的部署已经加快步伐，即将开启万物互联的时代，大幅度的提高科普事业的智能化水平。
推动科普基础设施智能化、产品智能化、需求识别智能化、传播方式智能化，实现科普应用终端和应用场景的新开发等，这些仍有待学者做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提出更多创新性的举措。实际上，近年来关于科普传播手段和途径创新的研究慢慢的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也慢慢变得丰富。现阶段的科普工作应该灵活借助新一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同时注重内容的权威性和时效性，使泛在、精准、交互式的科学传播成为现实。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还较窄，如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各科普主体之间的协同，并且主要关注点在于政府、科协和高校，而对于有关科普整体的机制模式及其整体顶层设计的研究尚不足。当前全球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诸多基础理论研究、重大科学问题获重大原创性突破，大科学时代悄然来临。
引导科普教育更加关注前沿科技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走向，鼓励开发技术上的含金量高、数字性的科普产品，注重科普基础设施的教育功能和价值取向与人类社会和国家的创新发展紧密融合；
有效推动公益性科普事业和经营性科普产业统筹协调发展，鼓励科普领域相关企业与科技类、文化类企业互促发展，探索延伸科普产业链，推动科普商业化转型；
进一步集聚高水平科普人才，打造全领域科学家社群，加强区域协同、部门协作、市区联动，完善科普事业多元主体参与的激励机制；
参与国际化活动和学习，吸收国外的先进的技术和模式，搭建共融共通桥梁，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打造科普国际化品牌等。
：目前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科普实践涉及的各要素，如科普主体、科普活动、科普投入与产出等自身效率或效果的评估，而对于科普的外溢效应或者对外部环境产生的影响或效果的评估还较为鲜见。不仅如此，作为科学传播的重要一环，每个受众都应该是评估者，目前的研究对于科普受众在评估中发挥的作用还鲜有涉及。另外，对于科学传播能力评价方面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参考文献略）
